近日報載,民進黨中常會,為捍衛人權,對於近來所發生的社會矚目事件,提出修正刑法第125條及增訂第132條之一,和刪除國家賠償法第13條的決議,用意為建立司法人員濫權的追訴懲、罰制度。

 

首先,就有審判或追訴職務的司法人員,在國家賠償法上,為何能夠比其他公務員有較寬鬆的構成要件,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於1988年的釋字228號解釋,認為:「……其執行職務,係依其心證及自己確信之見解為之。各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,就同一案件所形成之心證或見解,難免彼此有所不同,倘有心證或見解上之差誤,訴訟制度本身已有糾正機能。關於刑事案件,復有冤獄賠償制度,予以賠償。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,以實現公平正義,上述難於避免之差誤,在合理範圍內,應予容忍。不宜任由當事人逕行指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,而請求國家賠償。唯其如此,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方能無須瞻顧,保持超然立場,使審判及追訴之結果,臻於客觀公正……」。惟,當時的劉鐵錚大法官,在不同意見書內則提出三點不同意見。第一,混淆刑事和民事責任之區別。第二,違背有損害就有賠償之法諺(國賠法第13條,須司法人員犯職務上之罪,經判決有罪確定才有適用,而在刑法和其特別法上,其職務上所能犯之罪,卻甚少以過失為犯罪之構成要件。因此,會造成對過失的行為根本無法請求國賠,只能向該司法人員之個人求償)。第三,違反舉輕明重的法理(國賠法第3條就公有公共設施,乃採無過失賠償責任。而在有審判或追訴職務的司法人員有過失或重大過失時,國家卻反而不用負責,豈非本末倒置)。

 

若將來立法院真的修法通過刪除國賠法第13條時,第228號解釋亦將無所附麗。司法院和法務部,則應該仿效現行為民事執行處人員投保責任險的做法(在國家賠償之後,對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的公務員,賠償機關有求償權),讓司法人員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執行法律,也可避免修法時可能會遭受來自司法人員內部的阻力。

 

再者,修改和增訂刑法125條及第132條之一,立意雖好,但在實際上的成效,卻可能非常有限。因為,不論有再完美的法律,重要的是執行法律的人。雖然,修法後能以更寬鬆的條件,追究有審判或追訴職務的司法人員。不過,將來要執行這些法律的司法人員,都是被追訴人的同僚、長官。他們同樣出身於一個司法訓練所,只是有著相同或不同的期別。假若,他們為了同事情誼或避免有朝一日被追訴,而對於相關的刑事案件,官官相護,那人民又該如何救濟?

 

因此,當務之急,是仿效鄰近的日本,在1947年所制定的裁判官(日本只適用於法官)彈劾法。由立法院制定司法人員彈劾法,在立法院內設置司法人員彈劾法院和起訴委員會,將追訴、處罰司法人員,第一,明顯違反職責義務、過於懈怠職務。第二,作出大失威信的行為。由原來的監察院和公懲會,直接交有人民定期選出的民意代表做出決定。若追究其行政、懲戒責任的結果,不符社會大眾期待時,人民可用自己的選票,對行使追究的立法委員,投出不贊成票,以表達自己內心的意見。

 

最近,應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全之邀,來台的美國著名法理學家朗諾.德沃金,在其法律帝國一書中,提出:「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,法官是帝國的王子……」的說法。而漢朝的張釋之,在驚驆一案中,對漢文帝則有:「法者,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……」的堅持。在現今多數人不滿台灣司法現狀之時,要求王子(司法人員)犯法與庶民同罪(有相同的處罰),或許,是較容易達到的社會共識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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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法先鋒的困學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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